报告显示四个特点：第一，在使用同样简历的情况下，男性大学生接到面试通知的次数比女性高42%；第二，学习成绩和学历对降低歧视没有帮助，实际上，学习成绩越好、学历水平越高的女性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受更严重的性别歧视；第三，增加实习经历和提高英语水平能够帮助女性大学生减轻受歧视的程度；第四，信息不完全可能是导致女性大学生遭受歧视的深层次原因。
　　研究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葛玉好主持。报告基于虚拟实验，通过在国内某大型招聘网站上发布虚拟配对简历。实验从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抽取100名学生（既有本科生又有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者，每位被试者根据简历模板制作两份简历。
　　其中，第一份简历是被试者依据个人真实信息填写生成的。第二份简历在第一份简历的基础上通过转换“性别”得到的。最终有96个被试者的192份简历进入本次实验。
　　从被试者基本特征看，45%左右的被试者为党员，95%左右的被试者是城镇户口（户口迁移到学校者），27%左右的被试者是硕士研究生。被试者学习成绩和英语水平分布较为平均，均为30%左右，另外，被试样本平均的社团参与数量为1.085次，平均的实习经历为1.137次。

　实验结果显示，男性被试者平均收到2.95份面试邀请，女性被试者平均收到2.07份面试邀请，二者相差0.874份。虽然性别与其劳动生产率并无必然联系，但是雇主在进行简历筛选时仍然会考虑该因素，女性遭受就业歧视的状况非常严重。
　　全体样本的歧视系数为0.421，既具有同等特征的简历，仅因为性别不同男性收到的面试通知就要比女性高42%左右。所谓歧视系数是指男性面试通知次数减去女性的面试通知次数，然后除以女性的面试通知次数，歧视系数越大说明女性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受到的歧视越大。
　通过样本分析还可发现：在党员子样本中，男女被试者收到的面试通知相差1.05份，歧视系数为0.523；在非党员子样本中，男女被试者收到的面试通知相差0.73份，歧视系数为0.344。
　　同时，在党员子样本中，女性遭受的就业歧视程度更高。在城镇户口子样本中，男女被试者收到的面试通知相差0.93份，歧视系数为0.461；在农村户口子样本中，男女被试者收到的面试通知相差0.6份，歧视系数为0.20。在城镇户口子样本中，女性遭受的就业歧视程度更高。
　　样本还显示，研究生子样本的歧视系数（0.530）高于本科（0.392），参加社团子样本的歧视系数（0.428）高于未参加社团子样本（0.375）；学习成绩越好，歧视系数也越大。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党员、城镇户口、研究生、参加社团、学习成绩好的群体里，性别歧视系数更大。总体来说，在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群体中，女性遭受的歧视程度越高。
　但在“英语水平”和“是否有实习经历”两个分类的子样本中，就业歧视的结论与上文不同。在英语水平为差的子样本中，歧视系数为0.441；在英语水平为中的子样本中，歧视系数为0.421；在英语水平为好的子样本中，歧视系数为0.403。随着英语水平的上升，女性受到的歧视程度相对降低。在有过实习经历的子样本中，歧视系数为0.355；在没有实习经历的子样本中，歧视系数为0.684。相对没有实习经历的女性来说，有实习经历的女性遭受的歧视程度较低。

　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分类样本，女性大学生平均收到的面试通知都要低于男性。
　　报告称，女性遭受歧视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一般女大学生毕业后工作不久就会面临结婚和生育的问题，此时劳动法规定雇主需要为女性员工提供带薪产假和哺乳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雇主此时更倾向于录用不需要休这些假期的男性求职者。
　　其次，从身体情况来说，大多数雇主认为女性求职者相比男性求职者身体较差，不能吃苦且不适应出差，不利于安排工作。
　　再次，大多数雇主认为女性求职者可能更注重家庭而非职业发展，这将导致她们在工作上的责任心和进取心大大低于男性求职者。
　报告建议，政府应加快反歧视相关法律的建设。当前我国反歧视方面的法律对于性别歧视的规定大多是笼统定义而无具体的参考规范，可操作性太弱，不利于女性维权，与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差距很大。
　　政府合理分担企业的相关成本，可以考虑出台相关税收减免政策或其他支持性措施，鼓励企业雇佣女大学生，并逐渐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分配国家、个人和企业在女性生育这一社会责任方面所承担的成本。